从近代自然法进入我国研究视野至20世纪50年代，可归为我国自然法研究的初期阶段。
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直接侦查、补充侦查、机动侦查分别针对不同类型案件。从三者衔接协调来看，除了构建有效程序衔接机制以外，还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刑事公诉检察部门的补充侦查权，有无必要一并整合至专门侦查机构？如果从职务犯罪案件的监、检衔接来考虑，检察机关若要对监察机关移送案件进行补充侦查，此种程序发生于从监察程序进入审查起诉程序之后，故二者是审前阶段的不同程序。
检察侦查的案件范围，决定了其具有案件线索来源的隐蔽性、侦查过程的强烈对抗性和取证过程的复杂性等诸多特征。检察侦查权能内容的体系化，要求对这些不同类型侦查职能进行必要整合。第二，从法律监督职责体系的内部视角来看，不仅应当有利于检察侦查权能的优化配置，还应当有利于检察侦查体制的科学构建。 摘要：我国侦查-公诉-狭义法律监督检察权架构，对应形成了职能保障型-公益保护型-权力制约型法律监督体系。 引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
另一方面，还要以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监督原则为理论基点，在不同监督主体之间形成必要的相互监督制约关系，避免陷入叠床架屋窘境。对此，首先要回到法律监督机关这个起始点。[145]当然，警察权的内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51]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人很快就知晓了警察这一在欧洲盛行的概念。可以说，不同于行政体制改革所造就的警察之权力，警察权仍是过去那个纯粹的法院创造之物。[150]不仅如此，在法治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些地区的国内法研究同样注意到了美国的警察权学说。不过，当时的领袖们不愿在不做最后努力的情况下就放弃这座城市。
在第二次脱警察化的过程中，实质意义上的警察权由于政府组织体系分化和政府职能分工而逐渐瓦解，警察权一词完全蜕变为形式意义上的警察权，即警察之权力，实质意义上的警察权概念几乎消弭。在《荷马史诗》中，polis便是城堡与卫城的代名词，而雅典的市民们也习惯于将卫城与周围的市郊称作polis。
那次的疫情在美洲无情地蔓延，联邦最高法院用文字记录了当时的情况：众人开始认同这一观念，即这些每年都会出现的疾病来自于美洲本土，而所有试图预防疫情出现的措施都将是徒劳的。[135]C.A.Archbold，Policing:A Text/Reader，California:SAGE Publications，2012，pp.5，7，31.[136]E.H.Monkkonen，History of Urban Police，in M.Tonry and N.Morris，eds.，Crime and Justice:Review of Research15，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p.556.[137]E.H.Monkkonen，History of Urban Police，in M.Tonry and N.Morris，eds.，Crime and Justice:Review of Research15，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p.556.[138]参见袁广林:《美国警察专业化运动述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82]在当日的争论中，内部警察被代表视为各州内部事务的代名词，是各州规制权力的作用对象，也是州主权的象征。[75]参见霍斯特·迪佩尔:《美国史》，何俊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第22页。
[16]目前，关注警察权之规制作用的文献主要集中于那些涉及规制性征收的研究，而这些研究鲜有对警察权在联邦制度中角色的讨论。[10]参见余凌云:《美国警察权的变迁》，《浙江警察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为了处理殖民地与母国之间的矛盾，北美各殖民地在1774年召开了第一次大陆会议。[106]当然，这种抽象联系不只是因为二者在词语构成上的共同特征，事实上，这种联系源自一种语义学上的内在关联，即形式之警察与实质之警察的特殊关系。
这个术语不仅仅是在描述一个指向各州之抽象的、集体的概念，而且（它也）作用于州的某些特定功能（规制功能），但对这一现实的持续遗忘导致了（众人在理解警察权时）无穷无尽的麻烦。人们普遍承认，欧洲的警察一词实是美国警察权的水源木本。
[143]此外，与这一概念在其他国家的演变历史不同，[144]制服警察的出现并没有弱化警察权的实质内涵。不过，警察在北美不仅只是概念上的简单继受，美洲居民在接受这个概念的同时也对它的内涵进行了新的塑造。
[51]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法律史》，王军、洪德、杨静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年，第24页。[96]J.M.Blayney，The Term Police Power，Central Law Journal，vol.59，no.25，1904，p.488.[97]Prigg v.Pennsylvania，41 U.S.539（1842）.[98]W.G.Hastings，The Development of Law as Illustrated by the Decisions Relating to the Police Power of the State，Philadelphia: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1900，p.377.[99]Slaughterhouse Cases，83 US 36（1872）.[100]Commonwealth v.Alger，61 Mass.（7 Cush） 53，84（1851）.[101]C.Denny，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olice Power of the State，Michigan Law Review，vol.20，no.2，1921，p.177.[102]参见余凌云:《警察权的脱警察化规律分析》，《中外法学》2018年第2期。马歇尔也在判决中反复强调警察权专属于各州，并将其视作联邦政府所不能染指的权力。密苏里州的一家法院在一份1855年的判决中宣称，美国存在一种为人所熟知的警察权，可在四年以前，这个为人所熟知的概念还从未在任何一个州法院的裁判中出现过。例如，法国人认为，警察的目的在于维护公共秩序，并保护个人的自由、财产与安全，而在这一目的下，警察可以被分为行政警察和司法警察。[43]此外，当警察作为一个具体概念时，它主要被用来指代某些特定的事务，即警察事务。
检查法、检疫法、各种卫生法、规制一州之内部商贸的法律以及规制收费公路、渡轮的法律，都属于这一立法集合……涉及这些事项的一般性权力并没有被授予国会，因而，这些事项的规制权力仍然归属于各州的立法。在一些人看来，这种规制权指向的是镇压罪恶与不道德的行为以及维护和平与良好的秩序，[66]而警察也在同样的意义上代表着这种利益。
之后，制宪会议以2州赞成，8州反对的表决结果否定了谢尔曼的建议，不过，会议最终通过的提议还是结合谢尔曼等人的意见作出了修改，因为仍有代表（如伦道夫）表示这种对全国议会的广泛授权将侵入各州所有的立法权和制宪权，而且会干预到各州的内部警察。但不得干扰各州政府的内部警察。
其间，各州代表围绕着《独立宣言》的内容展开了争论，由于英国国王不义地拒绝批准那些对公众福利最为完善且必要的法律，所以，在论及英属殖民地人民的权利时，他们表示，在所有关于征税和内部警察的问题上，（殖民地人民）有权在他们若干个地方性立法机构中具有自由而独一无二的立法权，他们的代表权只有在那里才能得到保障。二、警察权概念的诞生美国警察权并不直接诞生于警察一词。
尽管这一条款最终没能出现在后来通过的《邦联条例》里，但《邦联条例》还是保留了其主要的意思，将之改为各州保留其主权、自由和独立，以及非本邦联条例授予合众国国会的一切权力、司法权和权利。[30]不过，法国人很快便将警察的概念限缩在了内务行政的范围里，主要用以描述国家对社会的规范与控制。W.J.Novak，Common Regulation:Legal Origins of State Power in America，Hastings Law Journal，vol.45，no.4，1994，p.1085.[73]Pa.Const.of 1776，ch.I，art.III.[74]参见姚绍华:《美国史》，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19—21页。同时，加之伦敦警察制度对美国北部地区的持续影响，南方的奴隶巡逻队也无法反映警察制度在全美的所有特征，毕竟，许多与奴隶管理毫不相干的事务也都曾被划归到警察制度之下，所以，等美国的奴隶制度完全瓦解以后，警察之权力同警察权的关系注定将日益脆弱。
相反，出于再造共和的需要，内部警察一词被人们更为广泛地使用。（一）警察权与警察之权力的抽象联系如前所述，尽管一直存在着语义上的多种理解，但是警察作为一个具有实质意义的统一概念却很少被人质疑。
最后则是汤姆森所说的内部警察。是以，该引用中的警察虽然没有完整使用内部警察这个词组，但却表达了相同的意思。
尽管一些法官仍对这个新出现的词汇保持警惕的心态，但是，这个短语已经不可避免地在对公共议题感兴趣的人群中流行起来了。[9]参见余凌云:《源自父权制的西方警察权理论》，《中国刑警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
在州之内部警察这一节，议会详细列举了一系列应受规制的事务：接受救济者和贫困人群。也正是立足于这样的理解，人们认为国家的福祉在于良好的警察，而那些涉及犯罪的行为却会导致一切良好的秩序都走向毁灭，并使良好的警察、道德和体面被最可耻的混乱规则所取代。[14]何海波:《中国行政法学的外国法渊源》，《比较法研究》2007年第6期。[12]参见张翔:《财产权的社会义务》，《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
有时候，警察权表现为一个完全的联邦主义者和基于北方立场的表达，[98]可在有的情形下，警察权又是最高法院平衡南方利益、维护各州自主权力的武器，[99]似乎谁也无法说清警察权的真正内涵。这类城邦往往通过这些以警务人员之身份出现的警察来为城邦内的所有人提供他们有序共存所需要的条件。
总的来说，作为警察学的重要内容，源于古希腊与古罗马的警察概念有着丰富的内涵：一方面，警察一词早早地告别了囊括所有国家活动的原始含义，并限缩成了一个以内务行政为中心的专门术语。而且，后来的美国学者也都认为，警察权的概念绝非马歇尔的一时灵感，他们表示，吉本斯诉奥格登案等一系列过往案件早已在马歇尔的头脑中塑造了这个新概念的雏形。
[140]较之具有明显权力核心（即控制犯罪的权力）的警察之权力，警察权更像是一个囊括一切的权力集合。不仅如此，在讨论警察权的过程中，法官们也开始有意无意地强调警察权的规制目的——共同体的普遍福利。
